科普：与公众“共享科学”

　　10年前，有调查者在北京街头分别向8个不同年龄的人询问是否知道中国科技馆，结果竟没有一个人知道。 

　　10年后，在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科技馆拥有了600余项高科技展品和互动展示，成为每年接待上百万游客的“北京新八景”之一。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的新馆，也将于明年正式落成开放。 

　　截至去年底，包括动植物园、自然保护区等在内，全国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已达3212家，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61家，软硬件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科学的春天掀起“科普热” 

　　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将于次年召开的消息传出，科学界上下闻到了久违的春天气息。章道义等仅有的七八位“老科协”决心为迎接这次盛会做些事情。当时，中国科协尚未从中科院的“科协办公室”恢复正身。 

　　当年8月，章道义和同事们请来40多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厅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大型谈话会，请全国第一流的数理化学家，在周培源、茅以升、严济慈三位中国科协领导人主持下大谈数理化，理直气壮地号召中学生学好基础科学知识。 

　　“科技专家当时和我们一样憋着股劲，想尽快扭转十年动乱形成的‘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谈怪论。”章道义回忆说，“华罗庚、吴文俊、唐敖庆、闵恩泽等知名学者，陈景润、杨乐、郝柏林等当时的学界新秀，几乎都是一接到我们的邀请就欣然应允。北京市教育局也组织了几千名中学生，把会场挤得满满的。” 

　　作为粉碎“四人帮”后国内第一个大规模宣讲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科普活动，这次大会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热情关注。主管科教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方毅和当时的教育部长、北京市委主管教育的书记等领导出席了最后一次谈话会。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很快使这次活动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和连锁反应，不到两个月内全国就有1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大会。谈话会的讲稿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后，首版就印行了159万册。 

　　“其实那时也有点担心这么大的动作会不会‘超前’，但小平同志的再次复出，一出来就抓‘科教’，以及他的一些讲话给我们壮了胆，使我们感到社会终归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随后，“老科协”们又举办了几次全市性的重大活动，扩大影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科学热”，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而科学大会也采纳了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上书叶剑英副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四点建议，在方毅副总理的报告中，专门讲了一段“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的要求与举措并在随后的科协工作中一一落实。 

　　1980年中国科协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其下所属的全国学会已达100多个，地方各级科协组织大多恢复了运转。在高士其、章道义等人的筹划下，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和中国科普研究所也先后成立。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画报》、《无线电》、《大众医学》等科普杂志都曾达到上百万份的发行量，《知识就是力量》、《航空知识》等也有几十万份。面向青少年的数理化、小发明、航模等科技竞赛在各地蓬勃开展。 

　　“回想起来，改革开放之初做科普并不很难，全国上下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氛围非常浓。”从事科普半个多世纪的章道义，至今仍为科普工作在那个国民知识饥渴的年代发挥了应有作用而深感自豪。 

    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尴尬 

　　1989年，一份来自美国的“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态度”调查问卷送到了几名中国科协研究人员手中，拉开了国内首次公众科学素养研究的序幕。 

　　“‘科学素养’一词是我国学者总结的，包括对基本科学知识的掌握、对基本科学方法的理解，以及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识别能力。”如今已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主任的李大光，当时也属国内第一批踏进这个领域的人。“不过最开始时，我们只有问卷的16个题目，对整个调查的背景、目的和方法都几乎一无所知。” 

　　从1992到1996年，中国科协在全国范围内抽样，做了三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口比重远低于当时美国和欧盟国家10%%—17%%的比重，第三次调查0.3%%的结果比前两次几乎没有进步。“电子比原子小”、“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等人类在20世纪获得的基本知识，答对者尤其少得可怜。 

　　如此难堪的数字，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有些领导甚至提出要采用更简单、贴近国人实际生活的“本土化”问卷。 

　　“我们也没想到会引起这样的风波。”李大光回忆，“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还是坚持认为，既然科学是全世界共通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也应该有个能做国际比较的共同标准。” 

　　在由于种种原因停顿了5年后，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在2001年再次启动。这一回题目基本没变，而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口比重上升到了1.4%%，两年后继续增至1.98%%，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比例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就在那几年，1994年中央专门对加强科普工作下发的意见逐步见效，科普也开始融入市场化的新环境。科普书刊、影视和音像制品等在上世纪末又日臻繁荣，一批科普场馆开始现代化改造，中小学素质教育也增加了有关科学的内容。也是从那时开始，许多国人知道了《时间简史》、卡尔·萨根和Discovery。 

　　2006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出台，这部文件意味着我国在今后15年中将把科普能力建设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使全社会的科学技术教育、科普工作水平和国民的科学素养达到一个新高度。 

　　享受科学不再是奢侈的快乐 

　　邢立达，26岁，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古生物研究人员，也是位“资深”科普写手。 

　　小时候，邢立达就通过《十万个为什么》和几本小册子迷上了恐龙。但若不是在最富探索激情的年龄成为“网虫”，他可能也只是众多长大后放弃科学家理想的孩子之一。 

　　“当时大人们脑子里似乎都是做生意，小伙伴也受到影响。”在十多年前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家乡广东，邢立达在身边找不到人交流兴趣爱好，却在那时还属新鲜事物的互联网上找到了这种快乐，通过一个科普BBS结识了几个爱好科学的“同道中人”。 

　　高一那年，邢立达在父亲支持下创办了国内首个专门的古生物科普网站———中国恐龙网，并开始乐此不疲地自学专业知识，翻译并写作科普文章。恐龙网逐渐成为广大“80后”、“90后”爱好者了解古生物的平台，而他自己也在2007年完成古生物学专业学习后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录用。 

　　邢立达感到，当今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其实也使科学成为吸引人的众多内容之一，给做科普提供了空间。提供知识、交流的渠道增多，就能支撑着科普受众群体的壮大，进而增加社会对科研工作的支持。在爱好者当中，也会有一些人成功地把这种兴趣发展为职业，支持自己在科学探索中取得成就。 

　　在“民办”网站使科普爱好者不再孤独的同时，中国科协的中国公众科技网和各省市、各学会主办的一批科普网站也在世纪之交纷纷建立并发展壮大。由中国科协与教育部、中科院共同建设的中国数字科技馆，荣获了联合国2007年“世界信息峰会”的最佳电子科学奖。 

　　从国际基因组计划到巴厘岛路线图，从“嫦娥一号”到“神七”，门户网站和电视新闻、主流报刊越来越精心地为重大科学事件打造专题报道，奇妙多彩的科学发现、科技进展成为媒体吸引眼球的手段。健康、数码、旅游等产业的兴起，也进一步带动了人们对相关科学知识的关注。 

　　李大光表示，当今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日益理性和实际，更多成年人不再津津乐道于无根据的猎奇，而是在相信科学的基础上用自己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去做分析，乃至参与科学话题的讨论。“去年的‘华南虎照’骗局由网友揭穿，就显示了公众思考的力量。” 

　　2002年，中国颁布了《科普法》。这是全世界第一部为科普工作制定的法律，昭示着国家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增强全社会科学传播氛围的决心。不久前公布的2007年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全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已达10.4%%，城镇劳动人口和农民分别为3.0%%和1.0%%。对当今许多国人来说，从科学中获得新知与思考，感受并适应科技正在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已不再是一种奢侈的快乐。  （本报记者 董子凡 刘莉）